由

剛圓滿結束的第四屆亞洲非政府組織論壇，邀請孟加拉攝影及人權行動家夏伊都爾．阿蘭姆( Shahidul Alam)在華中僑下在論壇期間做人權影像裝置展。他得到1998年和1992年獲得Andrea Frank與Mother Jones兩項攝影獎。但他絕不只是個背著相機跑來跑去的人。阿蘭姆相信影像的力量足以促成社會的變革。他說：「你可以寫你的曼妙文章，但是在大多數人是文盲的國家，影像才有傳播效應。我的國家需要一些改變，藉著攝影與文字和網路這些工具，可以造成一些我想看到的改變，但如果有一天，這些工具不能再造成任何影響力，當槍桿子下才能造成這些改變時，我也會義無反顧的拿起槍，但重點是社會需要改變與改革。」

•化學？報導攝影？

1980年代當夏伊都爾．阿蘭姆( Shahidul Alam）仍在倫敦大學攻讀有機化學的博士學位時，1他再一次意外的機會，向一個朋友借一些攝影器材，當他拿到一套尼康相機鏡頭、三腳架與閃光燈後，便對照相產生濃厚的興趣開始自學攝影，也愛把拍好的照片洗出來，給親朋好友們欣賞。有次他帶著自己的作品在倫敦參觀攝影協會辦的展覽，訝於別人掛在牆上的作品沖印技術品質比他的要好太多，一時間，不敢把自己的作品秀給別人看，再展覽的主事者再三央求下，他才頗不好意思拿出作品。這些專業的攝影愛好者，雖然對阿蘭姆的沖印技術不敢恭維，倒是讚美他的攝影技巧內容頗有水準，鼓勵他繼續拍。隨後，他參加攝影攝影協會進一步研習沖印技術，協會也幫他把作品拿到各地參賽，後來還得了包括年度最佳攝影師的獎項。他信心大增，也打算認真當個攝影師以此謀生。並在倫敦一家小攝影工作室裡，有模有樣開始他的攝影師生涯，那時他主要負責的工作，是到街上找小朋友到攝影棚或是小朋友的家裡拍照，說服小朋友的父母買下孩子的照片，那時，把照片洗成大規格的尺寸，還並不常見。小孩的父母通常樂意掏出錢來，為小朋友留下寶貴的一瞬。「我應該滿意那時的生活，照片賣的好收入很不錯，有一時間甚至認為，如果我再這樣拍繼續下去，相信自己已經是個頂尖攝影師，可是不知怎麼的就是提不起甚麼勁。不是很快樂。」阿蘭姆說。他有點想回孟加拉當攝影師，又認為自己攝影專業技術還不臻純熟，最好還是留在倫敦鍛鍊一下，可又覺得在倫敦太過舒適安逸，對於一個涉世未深的年輕人來說是個危機，於是他從容決定告別英倫帶著一點小積蓄與剛拿到的有機化學博士學位回鄉去。

本來打算用這些錢買一些實驗的器材，在家鄉專心當個生物化學家，或是做小生意。才發現老父欠一大筆錢，於是積蓄全花在清償債務。隨後，他跟幾位商人朋友合作小攝影室，可是他對拍達官貴人興趣缺缺。他辭了工作成為SOHO，一方面自薦為公司行號拍平面商業廣告，一邊拍自己想拍的東西。他對報導攝影全無概念，只想更認識身邊的平民百姓。1983年為始，孟加拉政壇被軍人強權主導，反對聲浪與爭民主運動隨之而起，他身為其中一員，政治於他並無興趣，所以他並未加入任何政黨，單純只想追求盡一己民主平等棉薄之力。1987年反抗勢力團結一致，獲得前所未有的成效，阿蘭姆則在其中為抗議行動與遊行作紀實攝影，在一次社會運動的現場，他發現了使什麼是自己熱血沸騰的東西，「從那一刻起，我的照相機愛上了街道的味道」阿蘭姆在一次訪談提到。他把這些照片寄到西方各大影像媒介中心，希望他們能在主流媒體發表，但似乎沒有人真正有興趣。88-89年間政府高層，採取更高壓的新聞封鎖與檢查制度，所有反對政府的聲音都被禁，甚至規定所有報紙暫停出報，但抗議活動仍如火如荼的發生，阿蘭姆和其他一些攝影師則還是靠著彼此秘密串聯互通聲息，在大街上拍下人們抗議活動的影像。1989年底當軍權政治正開始崩潰，阿蘭姆與其他的夥伴開始策劃一個攝影展，把這些平民百姓，難得看到的影像作公開展覽。同年十二月初，展覽在狹小的空間裡展出短短十多天，觀眾把展覽室給擠爆，門外則還有幾哩長的人在排隊想看影像展，參觀人數估計有四十多萬人，這讓阿蘭姆十分驚訝，人民對街上發生的抗議事件，對自己的不知道的新聞有多大興趣。這個讓他對報導攝影產生再思。

雖然因為拍攝這些影像，使他在報導攝影界漸漸略有名聲，他拍的照片甚至能賣到英國的影像代理機構，但也漸漸感受到。他並不能主導這些拍下來的影像，怎麼被運用到主流媒體或是如何被詮釋或是呈現，甚至，英國影像代理商繼知有他在孟加拉能拍報導影像，但遇到西方世界感興趣的題材時，他們仍英國派攝影師來拍，這些大牌攝影師拍完就走人，並不會跟當地的人、事、物產生任何關聯。他覺得成立一個為自己國家發聲並忠實報導的平台，是一件刻不容緩的事。1989年，他在達卡的一間小房子起步，辦公室設在臥室，暗房設在浴室，一個老舊的鐵櫃成了片庫，向朋友借了一台當時十分昂貴的電腦成立了「視野」圖片資料館（Drik），以向世界散布出自本地屬於孟加拉影像。

•照自己的像

最早期的「視野」圖片資料館，比較像是當地攝影師技術交流的互助集會所，資源和經費匱乏。他們一些把燈光好氣氛佳照片制成月曆、名信片，親友團也熱情購買贊助。漸漸當有西方主流媒體如紐約時報認識Drik，並開始買他們的報導相片，攝影師們大受鼓舞，常常賣出一張美金一百、兩百塊的照片，就代表起碼二個月生活無虞。但阿蘭姆與其他的攝影師們則深刻的反省，難道這就夠了嗎？他回想，當他去一些偏遠的農村拍照片，手裡拿的是農民存大半輩子也買不起的相機，攝影的主角是當地窮困的小孩和社會地位比他低的女人，這跟那些從西方來想找破落農村裡以別人的災難，滿足自己異國情調的觀奇攝影師有甚麼不同？他回到Drik與同伴經過長時間的討論，決定要改變Drik的營運方向。

Drik試驗之途一路跌跌撞撞，他舉例說：那時孟加拉僅有非常鳳毛麟角的女性從事攝影工作，那時我們就想。，不如來辦一個女性攝影師工作坊好了。於是，雖然有一些贊助與極其有限的經費下，我們廣邀一些受過教育的孟加拉女性同胞，或是在NGO工作的女生加入工作訪的行列，為求平等起見還細心想到，最好由女性帶領女性參加工作坊，於是我們還邀請英國一位女攝影師當工作坊主領者。工作坊完成之後，還將學員的作品拿到國家級美術館作呈現。學員的作品工作坊非常成功很令人滿意，但似乎又引申另一個問題，我們發現找錯對象來參加工作坊了。這些受過教育的女生多來自中產以上的家庭，生活舒適美滿，人生一帆風順，甚至她們還要求在參觀學員展覽時，Drik必須要支出車馬出席費。一般平民女性可能連去美術館門票的錢，都付不起。顯然地，這些中產婦女不需要額外的藝術活動。

其後，Drik的訓練課程涵蓋甚廣且小心建立起自己的聯絡網路，Drik也設立教育機構Pathshala的師資包括來自馬格南、國家地理雜誌、時代雜誌、接觸新聞圖片社等一流媒體的頂尖高手。教育工人階級的子女到訓練成當地最傑出的年輕記者，甚至有能力到國際主流媒體機構工作。反饋攝影教育計畫涵蓋孟加拉當地活動（例如與孟加拉工人階級的小孩一起製作針孔相機）到具有全球性規模的攝影教育活動。例如《四個城市的故事》是由達卡、倫敦、奈羅比與開普敦的學校與攝影社團的兒童，在網路上分享故事，交換照片與圖畫。這次活動的成果於1998年在倫敦的攝影家藝廊做了動人的展出。與亞洲、非洲與歐洲一些最具創意機構組成的Drik　Partnership發起《Chobi Mela》亞洲祭典攝影，讓第三世界繼續在世界媒體裡開闢出自己的空間，並在其中互相交集與連結。

在早期阿蘭姆用影像的力量，說出被禁的真實新聞事件，直指人心。也是最快讓無法受教育不識字的平民，感受現實生活的真實。最近幾年則致力於藉由網路社群的力量，把新聞和影像帶到更遠的地方去，Drik將電子郵件引入孟加拉後，繼續領導新媒體，不僅發行該國第一個網路雜誌Megbarta、入口網站Orientation、與人權入口網站Banglarights，也透過其寬頻直播衛星連結傳遞信息。目前Drik在財務上已能自給自足，主要收入即來自直播衛星連結。他認為用影像與網路互為所用，期串聯出來的力量更將無遠弗屆。

阿蘭姆近期則忙於全球飛來飛去從事教育工作，滔滔不絕溫和又有力地散佈他的理念，使他近乎沒有時間再拍照片。他說：「我最大的願望，是能在帶著我的照相機與筆，回大街上拍照。那種真實的遇見是無人能比的感動經驗。」

( 2003.11.03 )